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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年逝去的这些音乐人带动东西流行音乐的碰撞

来源:www.wikilib.com    发布时间:2017-11-11 10:40

  每年的格莱美颁奖典礼,都会有一个纪念环节,人们会在这一时刻,缅怀在上一年过世的有影响力的音乐人。在即将到来的2017年格莱美颁奖典礼上,这个环节里的人名会格外有分量。

  是的,每年都会有许多音乐人,和许许多多普通人一样离我们而去。但通过大卫·鲍伊、莱昂纳德·科恩、乔治·迈克尔、格伦·弗雷、“王子”这些名字,我们隐约又看到了欧美流行音乐在上世纪七八十年代所打造的帝国。它五彩缤纷,又光怪陆离;它深刻地发展了1950年代诞生以来席卷欧美的摇滚音乐的形式和内涵,又为无数后辈提供了巨人的肩膀;它的丰富、包容、难以把握,为消费时代个体化、去中心化所涌现出的种种声音,提供了蕴育的土壤,也贡献了最多的偶像。

  这个帝国的影响力并未局限在欧美,也深深震撼了东方。在缺乏足够交流的情况下,东西方的大众文化都给了对方大量的想象空间。对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欧美音乐明星来说,中国是一片神秘的、危险的大陆,有富有洞见的思想,但又难以接近;而对于改革开放后成长起来的中国年轻人来说,这些西方的声音激烈、新鲜而又丰富。这些刚刚离世的西方音乐人,或直接、或间接地见证了这一文化碰撞和融合的时期。他们的离去,仿佛意味着全球化进程中西方主义时代的逐渐翻篇。

2016年逝去的这些音乐人带动东西流行音乐的碰撞

  大卫·鲍伊与“中国女孩”

  依靠着1970年代一系列极其成功的专辑,大卫·鲍伊的名字伴随着他的女装、太空人、双性恋形象,成为了欧美文化界最特立独行的标杆之一。1983年,鲍伊在奈尔·罗杰斯(Nile Rodgers)的制作下发行了单曲《中国女孩》(China Girl)。他在80年初短暂蛰伏后,发行了一张“长时间以来制作最积极、感情最丰富、最高尚的唱片”《让我们跳舞》(Let’s Dance),《中国女孩》其是中的一首热门单曲。据鲍伊的传记作者Paul Trynka称,这首歌实际上讲述的是鲍伊的好友伊基·波普(Iggy Pop)与他的越南籍女友的罗曼史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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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《中国女孩》唱片封面

  鲍伊一生从未来过中国(以及越南),他在《中国女孩》的音乐录影带中,通过一位新西兰华裔吉琳(Geeling),设计了他对于中国女孩的想象:黑发、细眉,鲍伊甚至在影片中戏谑地模仿了她的小眼睛。她多情、浪漫,但又显得娇小、被动,她有着东方的异域风情,又臣服于西方绅士的爱情。鲍伊本人的解释则是,这“直白地表达了跨越种族的爱”,是一种“反种族歧视”。

  这一单曲如此热门,除了音乐上罗杰斯以及吉他手沃恩(SRV)不可磨灭的贡献外,我们可以理解为它代表了当时西方大众对于这一主题的普遍兴趣。《中国女孩》里塑造的矜持的、浪漫的、带有异域神秘色彩的中国人形象,不仅是鲍伊的想象,更是许多西方人的想象。他们也许区分不出中国和越南的区别,也区分不出中国人和海外华裔的区别。通过爱情的主题,鲍伊把对中国人的想象彻底浪漫化了。

  这不是鲍伊唯一一次表达对这种东方“异文化”的兴趣了。在一篇杂志专栏中,鲍伊给出了影响他一生的25张专辑,其中中国音像出版社在1972年发行的《大寨红花遍地开》榜上有名。鲍伊深深为其中的中国传统乐器的音色所吸引:同名曲中笙的演奏,可能在某种程度上影响了《中国女孩》开头的吉他独奏。但他很显然并不清楚大寨背后的政治含义。对他来说,这只是一种非常新奇的“异文化”,能够刺激他的艺术创作。

  而在东方,鲍伊同样也是一个“异文化”的符号。摇滚乐最初是以强烈的律动和巨大的声响成为年轻人的宠儿的——无论是在欧美,还是在任何其他受到浸透的地方。音乐中充斥的雄性荷尔蒙不仅激发了男性听众带有攻击性的热情,更吸引了许多难以自拔的女性听众。然而,鲍伊却是个彻彻底底的另类。他瘦弱、腼腆、性别模糊,说话时带着英国绅士的腔调,把自己穿着长裙旖旎在沙发上的照片印在唱片封面。他和摇滚乐的“主流”意识似乎很有距离。同样的,在最初接触西方摇滚乐的中国听众中,对于鲍伊的认识可能只是封面上一位性别模糊的龅牙哥形象。

  然而鲍伊却在以一种迂回的方式影响着中国。香港的音乐人们首先拥抱了他:黄家驹、黄耀明、张国荣、梅艳芳……他们接受并推崇着鲍伊超越时代的思想,并同样在舞台上塑造出或夸张、或妖娆、或性别模糊的形象。而这些香港明星则陪伴着大陆的70、80后的成长,并刺激了自1990年代开始飞速发展的大陆音乐市场。正如鲍伊最终被欧美的主流音乐市场所接纳,新时代的中国乐坛也逐渐接纳了舞台上性别模糊、造型夸张的明星形象。某种意义上说,这都是托鲍伊的福。